1982年11月初，清晨阳光初露时，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红色电话响起，值班秘书迅速记录了一个重要信息：“广东海丰与汕头两地涉及贪污案件，立即成立专案调查。”此信息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亲自签发。电话挂断后，尽管夜色依旧，电报已迅速发往广东。改革开放后，广东沿海最早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红利，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小港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伴随而来的是走私、代购等暗流。各种商品，如汽车、录像机和牛仔裤，纷纷抵达港口，外地人戏称海丰为“东洋货仓”，而这里的人则打趣说：“家家有日本，而县委大楼里更好卖。”这样的笑谈背后，是不可告人的腐败现象。

王仲，1931年出生于潮汕平原。17岁投身革命，参与过土改和水利建设，1960年代时成为公社书记。作为一名老党员和公认的功臣，王仲在基层上被视为“敢作敢为”的干部。1978年，他被提升为海丰县委书记，那个时候他刚过四十，精力充沛，敢于在会议上直言不讳。谁也没想到，仅仅几年后，这位被期待引领改革的官员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贪腐道路。

转折点在1979年秋悄然发生。县广播站的一名播音员张姓男子想去香港探亲，却遭遇审批困境。意外得知王仲的妻子想买一台电视机后，张某托人帮助，成功获取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，第二天获得了盖有红章的“港澳通行证”。这件小事让王仲意识到，贪污的门槛并没有想象中高。“原来伸手如此轻易。”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接受礼物的速度极快：半年内收了一台彩电，一个月拿到冰箱，高档手表更是月月更新。他手中掌握的贿赂物品价值已超过一万，折算起来相当于普通党员三辈子的工资。对他来说，这些数字只是生活质量的提升，却成为他底线逐渐下滑的代价。

1980年初，省委对汕头地区政法工作进行调整，王仲被调任为地委委员、政法委书记，同时掌控海上缉私业务。他手里掌握了公章、武器和海事通行证，使得他的“低调致富”更加猖狂。每当抓获走私物品时，他总是亲自到码头查看，外人以为他在尽责，但知情人知道他在挑选有利可图的货物。那年夏天，汕尾联检站查获了一批走私货，其中包括瑞士手表、索尼录放机和法国香水等。王仲站在货物中，竟然对随行的警员说道：“想要的自己挑，这算是对大家的奖励。”一名年轻警员曾对此提出过担忧，但王仲却用冷漠的目光威慑了他。此后，王仲家中满是“战利品”，他的家属纷纷进入政法系统。

尽管外表看似法治严密，但内部早已腐烂。人们开始暗中投诉，但信件在组织部门被拦截，始终无法上报。王仲通过宴请和安排良好的个人关系来掩盖自己的肮脏交易，短时间内，海南、香港、汕头的商人们都知道，想要顺利行货，得先拜访这位“王书记”。

然而，关注最终还是要回到案件上。1982年春，中央开始整治走私和贪污行为，海丰和汕头的外贸数据异常，外贸进出口报表与海关截获数量差距甚大。与此同时，工人、教师和渔民的匿名信不断上交，直指王仲的贪腐行为。这些信件夹杂在其他材料中汇至北京。陈云在北戴河会议上得知广东的情况，三次追问王仲的背景和年龄，最终了解到王仲43岁、为老华东野战军出身。这份履历本应为其加分，反而成了贪腐的沉重负担。陈云愤怒地驳斥：“必须调查，如果他真有问题，那么大家都别想逃脱！”

专案组迅速南下调查，过程逐步展开，却遭遇封锁，许多文件调查受阻。省领导们被追问得无言以对：“中央派人来了，是真要动手。”一个月后，调查终于取得突破：海丰储蓄所提供了14个存单，金额超过6.9万元，户主上写的是王仲亲友的名字。与走私物品清单对比后发现，证据确凿，王仲已无处可躲。

抓捕行动在1982年8月24日清晨展开。警车驶入汕头地委大院，王仲此时正忙于办公，身上佩戴着劳力士金表。听到脚步声抬头一看，顿时面色大变：“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”一名办案人员出示逮捕证，王仲慌乱中辩解：“我是老党员，我有过贡献……”专案组成员却冷静回应：“正因你是老党员，才更不应该玷污党的名声。”这句话犹如重锤敲击在走廊上，令人震惊。

案件迅速报告至中南海。10月，中纪委提交报告，指出王仲在任期内贪污受贿、侵吞走私物资，情节极其严重，甚至为亲属安排职务、打压异己，严重破坏党纪国法。陈云在批示中写道：“依法惩处，决不姑息。”到了12月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特别合议庭成立，庭审仅对少数干部和媒体开放。公诉人列举了九项罪状，包括受贿、私分罚没物资、指使家属倒卖走私品等。王仲试图推卸责任，声称“多是领导默许”，但银行存单和物证面前，他无言以对。法庭最终决定判处他死刑，剥夺终身政治权利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。

行刑日期定为1983年1月17日，地点选择在汕头市人民广场。当日晨雾弥漫，17辆卡车缓缓驶入，载着相关同案犯。王仲被押送在第一辆车上，手铐紧扣、身穿囚服，尽管手腕上已无表，却仍留下明显的晒痕。